帕蒂古麗：從新疆到江南——被語言爭奪的舌頭

 

帕蒂古麗 （1965年8月11日－，全名帕提古麗·伊布拉欣·默罕默德），女，維吾爾族，生於新疆塔城地區沙灣縣老沙灣鎮大梁坡村，現居浙江省餘姚市。帕蒂古麗19歲開始文學創作，被譽為新疆才女，豐富的個人經歷，使她成為十分具有特色的漢語作家，現在是中國（大陸）作家協會會員。在《人民文學》 《民族文學》《大家》《天涯》等刊物上發表了作品近百萬字，散文集《混血的村莊》 是她的成名作，代表作品長篇小說《百年血脈》獲得「第三屆向全國推薦百種優秀民族圖書」、「北京市優秀圖書獎」， 「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提名獎」、「北京市優秀長篇小說獎」，並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海外發行。

​​一

刷我家的木門時，剩了不多的藍色和綠色兩種油漆，父親混合起來刷上去，最初那些攪拌不勻的油漆，藍不藍綠不綠的顏色很怪異，熱天冒起許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膚，冷天北風一吹就龜裂剝落。門上的油漆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努力適應著氣候的變化。後來，粘稠的綠色以絕對的比例優勢佔了上風，幾乎將藍色的油漆擠了出去。剝落後的綠色只剩下斑斑點點，最終門變回了藍色。

我們家庭里語言的演變，就像那扇木門顏色的演變，最初占主導地位的是母親的回族話，隨著她患上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弱化（除了自言自語，幾乎喪失了正常的語言能力），父親的維吾爾語佔了上風。他們各自的語言和生活習性，像蹩腳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墁的牆皮，像兩種不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著斑斑駁駁粘貼包裹在我身上，其間有彌合不了的裂紋，它們組成了我在這個“混血”家庭生長出來的、類似魚鱗或者蛇皮一樣的文化斑紋，就像我難以分辨混合後的兩種顏色的油漆一樣，我已經難以分辨哪一種印痕來自於父親，哪一種印痕來自於母親。

那些雜糅交錯的印痕，像是針刺的刺青，最初刺刻上去時的那種刺痛、灼熱感已經消失，紅腫也已消退，血漬被擦拭乾淨後，潰爛的傷口漸漸癒合，結的疤痂也在歲月中脫落，留下的那些若隱若現的瘢痕，已經成了我隱秘的“紋身”，唯有我自己看得見。

父親和母親不同族別的親戚，他們觀察我的樣子，就像我看家裡不藍不綠的油漆木門，他們一半是在觀察隱藏在我身體裡的母親，一半是想從我身上找出父親的影子來，他們各自接受了我的一半，爭搶著改造他們所陌生的另一半。

喀什來的維吾爾族姑姑為我辮的滿頭小辮子，在外婆家備受敵視，被小姨撕扯著拆散。父親為我縫製的連衣裙，被外婆奪過去扔進了灶火，我被逼迫換上小姨的長衣長褲。從那時候起，我告別了裙子幾十年，這對於一個以長裙為主要裝扮的維吾爾女孩，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對於長期生活在兩個民族夾縫裡的我，這一切似乎都發生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即使父母的宗教信仰是同一個，生活習慣和禁忌也不盡相同。種種習俗交織，互融或者相爭，慢慢地我理解了母親和外婆、父親和姑姑，雙方都希望我在接受另一方文化的同時，竭力維護好他們各自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個多民族聚集區，一個孩子在成長中難免被各種不明的潛流裹挾。維吾爾族的父親，回族的母親、哈薩克族鄰居、漢族老師灌輸給我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習慣。在家裡，父母親念《古蘭經》的不同發音，都會演變為沒完沒了的家庭爭端。外婆教我念天水張家川口音回民調子的《古蘭經》，父親一次又一次試圖用他標準的阿拉伯語發音和語調來修正，外婆的口音卻成為不可更改的模板，被牢牢擱置在我的記憶裡。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文化，作為孩子也不知道該聽從誰的。常常是大人各執一詞，我照著先講的一個的做，照著後講的一個的改。不同的語言對我的名字不斷地修改​​，不同時期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叫法稱呼我的名字，從回族的法圖麥，到哈薩克族的芭迪瑪，再到漢族的李英蘭，一直到維吾爾族的帕提古麗，給穿梭在各種族群間搖擺不定的我打上了一個個不同的結。我的認知過程裡，到處是塗改液和橡皮擦的痕跡。那種渴望包容的訴求，在童年時也許只是一個期望，這樣的期望被迫擱置，深深陷入迷茫中不容逃脫的我，唯有盲從。到頭來我發現，在模糊的比較中本能地接受下來的，都是些天生基因裡就有親切和認同感的東西。

二

我家先出生的三個孩子很幸運地掌握了維吾爾語，自從我和弟弟、妹妹上了漢語學校後，從第四個孩子開始，家庭的語言開始出現分岔。連父親也不得不操著僵硬的舌頭吃力地迎合我們流利的普通話。第四個孩子學了維漢翻譯，他是家裡唯一一個由父親親自護送到大學的孩子，可見父親對於他的專業是多麼的在意。自此以後，後面出生的孩子都使用純漢語。一個家庭出現了兩種語言勢均力敵的局面。學維漢翻譯的弟弟後來娶了講白話的廣東女子，講維語的妹妹嫁給了說英語的香港男人，偏偏那個一句維語都不會的小弟弟，娶了地地道道的維吾爾族妻子。這真是一個倒錯的世界，語言對於人的爭奪猝不及防，你根本無法預料你的舌頭，會遭遇哪種語言的爭奪並停留其中，看來為了適應這個變幻的多元世界，人必須多長出幾根舌頭，以備不時之需。

被父親送進漢語學校的我，對於自己連一封維語的家信都不能寫給他，在心底一直抱有缺憾，看得出他對我漢語學得不比漢族差充滿了勝利者的自豪，我代他寫給生產隊的請假條，是我用漢語為他帶來的第一份實惠，他在被我家的馬咬傷了手指後，休息了半個月而不被扣罰工分，那份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請假條，甚至被他當作我的第一篇漢語“優秀作文”，在鄰居面前大肆炫耀。或許，早在那時候他就看到，學習主體民族的語言，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是一件融入主體社會的大事情。

多年後，父親在我的意識當中，從當年走出家鄉的一個叛逆者的形象，重新回歸到一個有著先覺能力的人。在內心我把這份應得的尊重歸還給了父親。身上若隱若現的紋身，讓我漸漸理解了父親，他早年從維吾爾聚集的南疆來到多民族混居的北疆，或許一路上的經歷，已經讓他看到，想要走出去融入外面的世界，首先要突破語言的限制和障礙，他自己一生沒能夠完全實現這一點，他想從我們這些孩子身上，著手改變這種狀況。

在離開家鄉之前，我就像一隻在漢族、維吾爾和哈薩克族各種語言圍獵中的兔子，毛皮上印上了各種文化混雜的斑紋。來到了南方後，我也試圖在各種方言文化間爭奪自己的舌頭。也許正是集各種文化於一身，才能夠體驗到語言文化爭奪的極致，這樣才好把自己當成一個有價值的社會標本來解剖。我從頭溯源，很想把改造了我的那些東西一一檢索出來，看看它們都是些什麼樣的東西，竟然有如此奇特的魔力。這個想法對於我很有吸引力，我需要明白，我的被改造是如何日復一日地在發生，我看見了自己身上各種各樣的鑿孔、裂痕、紋身，撕裂、疼痛、不完整，無所適從、猜疑、紛紛擾擾的心理糾結，然而真實、自然、清晰。這就是我，混血的文化締造的獨特生命。

三

文化對人的爭奪，不單單發生在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之間，即使在同一民族和相同地域間相同的文化，也在相互撕扯中爭相給對方打上自己所認同的印記。我所在的餘姚，身邊的姚劇明星中有人就在滬劇、越劇和電視劇對他們的爭奪中徘徊，難以取捨。人最終到底會被哪一種文化磁場吸引了去，恐怕取決於這種文化豐富的內質和磁性的強弱。

小時候拆散我滿頭小辮子的小姨前兩年去世了，還健在的大姨、三姨、四姨和眾多母親的親人，對於我回到新疆生活似乎泯滅了希望，而對於我在老了以後身歸故土還是滿懷期待。活著的時候，她們和我父親爭搶著用各種方式標記我，當發現已經無法將我從另一種強大的環境中奪過來，最後她們決定爭奪和標記我的死亡。在她們來說，這恐怕是對另一種文化搶奪了的迷途羔羊的爭奪，我在內心暗自把這個理解為故土對遊子的爭奪。

爭奪是一種本能，也是生存的法則。爭奪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歷史對真相的爭奪，權利對話語的爭奪，自然對環境的爭奪，時間對生命的爭奪，不可知的明天對人的命運的爭奪……各類文化環繞在我們周圍，就像空氣中的微粒，試圖消滅爭奪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文化爭奪不是像從你手裡搶一樣東西那麼簡單，它首先從對語言的搶占開始，搶占你的舌頭、眼睛、喉嚨，深入你的身體，搶占你的味覺、嗅覺，繼而搶占你的思維、搶奪你的精神世界，整個過程，被搶占的對像也可能毫無察覺，即使察覺也無以阻止。大多數人在應對一種強勢文化衝擊的姿態是束手跟從。

丈夫永遠坐在電視面前，他的眼睛一部接一部地追隨電視劇。他對電視劇矢志不渝，幾乎構成了他對生活中有趣的新事物的抵抗。他全盤接受各種“神”到無與倫比的電視劇，他迷戀這種劇目，幾乎失卻了人原本該有的對虛構底線的判斷，他採取一種放任的寬容，任由電視劇以它固有的模式在眼前氾濫和延續。在我看來，這種從不抗拒和徹底的容忍，幾乎跟遺棄差不多。我吃驚於他對自己熱衷的東西，居然順應到不再產生一絲碰撞的激情。他已經被喜愛的東西融化和吞噬了，這件事物成功地爭奪了他，他徹底變成了所關注的事物的一部分，他們是一體的，不分你我，他對它不再存在差異性的思維，甚至事物不用來捉拿他，他就已俯首聽命，乾脆變成了這個事物的合謀者，串通這件事物一起綁架了自己，將自己獻祭於它，他從在沙發後面露出的腦袋變成了一件電視前的祭品。

與兒子爭奪一件喜愛的外套，或者與我爭奪一樣喜歡的食物，丈夫都是錙銖必較的，他只顧著計較那些看得見的爭奪，電視劇爭奪了他的眼球和大面積的時間，在這種看不見的精神爭奪面前，他心甘情願慷慨無度地出讓自己。一種文化對於一個人來說竟然有那麼強大，讓他震撼到消失了自我，這真令人驚異。

小時候，我看見父親用燒紅的烙鐵給馬打上烙印，怕它混雜在馬群中被主人辨認不出而丟失。馬因為疼痛難忍差點咬斷了父親的食指，父親舉著血淋淋的手指，暴跳著用鞭子抽打那匹可憐的馬。父親的傷口漸漸癒合，可他被咬傷了筋的食指始終蜷曲著，無法伸展。強勢的父親想要標記那匹馬，馬卻反過來標記了他的主人，這個結果是父親始料未及的。父親因此一生都咒罵馬生性頑劣、不通人性，他鍾愛忠實順從的大黑驢，他把最好的草料都給了驢，馬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飼料，挨父親的鞭子也比黑驢多。

只要是生命，最初被打上烙印時，都會有焦灼、疼痛和不適的感覺，有的甚至會因為強烈的過敏和排異反應而致命。任何東西在相互碰撞和相互標記的過程中，在對抗、撕扯、斷裂、爭奪後，變化的結果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相互侵吞也好，互相融合也好，這個世界上的兩樣事物總不可能完全割裂，最終各種印痕終會變得界限模糊、難以辨識，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碰撞是融合的開始，疼痛則是我們為爭奪和標記彼此付出的代價。對於任何一種文化的吸收，或許都是在抗爭中去發現、分析、比較後汲取，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被這種事物徹底淹沒。

四

在烏魯木齊二道橋的街頭，我用漢語問一位榨石榴汁的維吾爾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錢一杯？”大娘用她灰綠色的眼珠在我身上從頭到腳滾了一遍，不緊不慢地反問：“你明明是維吾爾族，為什麼對我說漢語？”我以為她不會認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剛從南方回來，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徵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歲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麼洩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驚多於尷尬。我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同族的老大娘用詰問的方式，將多年來游離於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歸還給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鏡子前，清晰看見了那個被這片土地認可的自己。

江南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哪一隻手在每天修改著我，塗抹掉我過去生活的印記，並不斷給我標刻上新的紋身和標記，看不出是誰悄悄切竊取和偷換了我本擁有的外貌特徵和生活習性，連我自己都毫無察覺，我的參照物和模特完全被調換過了。失卻了同族的參照和從小滋養我的那種文化環境，連我的語言系統也被環境偷偷置換了。

在江南生活了二十年後，我第一次來到喀什，在父親的老家，在那個全是維吾爾族人的村子裡，站在羊圈的矮牆邊，我用漢語跟堂哥的女兒搭訕：“你今年上高幾了？”抬眼間猛地瞥見她吃驚不已的眼神和大惑不解的表情，我被自己無意識地使用漢語的唐突嚇了一跳。這個與我兒子年齡相仿的女孩，用她那帶著責怨和提醒意味的目光，將我不自覺地溜到漢語裡的舌頭一下子拽過來，讓它重新回到維吾爾語中。我愣在那裡驚魂未定，趕緊把剛才的問話用母語重複了一遍。

她在與我爭奪一種話語，喀什這個強大的語言環境幫了她的忙，她成功了。在這裡無法舒展漢語的情形，就跟我在南方蜷縮著無法舒展母語舌頭的情形如出一轍。我有點猶豫不定，是該為這個身處維吾爾語環境中不懂漢語的女孩子遺憾，還是該為在純漢語環境裡自己漸漸退化的母語自責。

後來，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個羊圈的矮牆邊與侄女對話的鏡頭，其實完全是我一個人在說話，同樣的一句問話，我說了兩遍，一遍用漢語，一遍用維吾爾語，準確地說，是我給自己的漢語做了一次翻譯。侄女只是用目光制止了我的問話，她責怨和警示意味的目光讓我明白，這裡雖是父親的祖籍，我來到這裡，畢竟只是個客人，我只能尊重這裡的語言習慣。侄女看似柔軟卻充滿懷疑的目光裡，有一種很強硬的東西，充滿堅持和抗爭，不由分說將我拉回到她的語境當中。當時，她看我的樣子，像極了看一個在河邊，一隻腳踩在岸上，一隻腳蹚在水里，站立不穩的人。她那份緊張讓我莫名地感動，好像她在用目光搶救一個不及時撤回水中的那隻腳，就要被腳下湍急的水流捲走的人。我不得不以讓步來搶救和保護我與她之間，在語言爭奪中莫明地受到擠壓而疼痛的那份親情。

對於古麗來說，新疆那片土地是她揮之不去的底色

當我重新回到維吾爾語時，她很釋然，彷彿已經將我從危險的水流中救回了岸上。我從漢語當中抽回的舌頭，有一點僵硬和不自在。帶著羞愧和歉意站在她面前，我看清楚自己身體上來自另一個地域、另一種文化的標記是那麼的不可隱藏，這些對於她來說充滿陌生感的烙印，怎能逃得過她純淨的眼睛？

喀什的侄女與我之間展開的語言爭奪，讓我想到生長在北疆沙灣的侄子巴哈迪爾從維漢雙語學校轉入漢語學校時的那種掙扎。兩種語言在爭奪著一根舌頭，巴哈迪爾在兩種語言之間游移不定。說他捨不下母語，倒不如說他是捨不下那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環境，轉入漢語學校，等於要換掉他原來環境裡所有熟稔的一切，老師、同學、夥伴，他所有跟外界的關係，都要隨語言的轉換而轉換。人的整個世界都籠罩覆蓋在語言裡，他不單單是要調換一所學校，而是要調換一個語言世界，這個變化大得足以讓他驚懼不安。

親人之間對他選擇上漢語還是維語學校不停地爭執，讓巴哈迪爾處在父母無法調和的兩種意見當中顯得很無助。我能體會在經歷那種震盪時，一個孩子的無辜、焦慮不安和內心的觸痛。

巴哈迪爾來過我江南的家，那時候，漢語對他的覆蓋是局部的，暫時的。大多數時候，他對我說維吾爾語，然後他從母語裡艱難地拐回僵硬的舌頭，操著帶著濃重新疆口音的不靈活的漢語跟我兒子和女兒對話。在他跟我女兒和兒子交流的間隙裡，我忍不住打斷他吃力的漢語，不厭其煩地糾正他古怪的漢語發音。

女兒和兒子的舌頭，已經完全被漢語和英語搶占，他們全然不懂維吾爾語，也許出於我遺傳的那份對語言的敏感和天賦，他們的英語學得出奇得好。我滿懷善意地想讓巴哈迪爾在使用另一種語言時，也能有一種像他的維吾爾語那樣純正的味道。巴哈迪爾常常憂心忡忡地看著我，彷彿是我的舌頭生病了，而不是他的語言有問題。我在內心也接受了他對我母語狀況的同情。在與他用母語進行交流時，我不得不時常深懷歉意地停下來，用漢語代替或者彌補我的維語表達，或者向他討教一些維語單詞。由於長期生活在南方，我的母語已經開始退化，本來張口就來的那些維語單詞，從舌尖上退回到大腦的記憶庫裡生鏽、蒙塵，變得殘缺不全。

我以為我可以藉助漢語完成更準確的表達，這些我在母語中習以為常的做法，被巴哈迪爾不斷地糾正，就像我糾正他不純正的漢語發音，他對我的“維漢混合表達”不以為然，肆無忌憚地嘲笑我在母語表達時含混的語氣、斷斷續續的句子、難以為繼的維語單詞。這個時候，他完全佔了上風，他用一口毫無瑕疵的母語，將我維漢“混合型”的句子擊得潰不成軍。在為自己純粹的母語驕傲和陶醉時，他或許還不能想到，他這一口漂亮的母語，在我所身處的環境裡，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能懂。

五

我從小被各種語言追趕著，似乎哪一種都無以逃脫。父親的維吾爾語和母親的甘肅回民話混雜著佔領了我最初的聽覺。我剛剛開口說話，鄰居家的哈薩克語密不透風地包圍了我。我用哈薩克語適應了跟鄰居家孩子一起騎馬、放羊、搗酸奶的畜牧生活，我貪饞的舌頭被哈薩克人的酸奶疙瘩、奶油和新鮮的包爾薩克吸引，我付出的唯一的代價就是轉動我的舌頭，讓它適應哈薩克語誇張的捲舌音，像追隨奶茶上漂浮的奶皮子一樣，任哈薩克語在舌尖上激情地顫動、彈跳、翻捲。後來我甚至能像在攪拌的油茶裡用舌頭分辨出炒熟的大米、小米的不同香味一樣，區分出凱熱依、那伊曼、烏瓦克這些不同哈薩克部落髮音細微的差別。

我上大學的新疆班，四十幾個學生由十幾個民族組成，同學之間常常是一會兒說哈薩克語，一會兒說維吾爾語，一會兒說漢語，一會兒說蒙語或俄羅斯語，語言轉換之快，讓外人瞠目結舌。我的舌頭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集體環境裡，似乎沒有哪一種語言在生活中佔絕對的優勢，大家用各民族的語言混雜在一起的“特殊語言”聊得熱火朝天，舌頭在各民族的語言裡游來串去。那些漢語單詞點綴在各民族的語言裡，自己說完都很奇怪，這究竟屬於哪一家語言系統。如果在這樣的環境多呆上幾年，恐怕要締造出一個“民考漢”（少數民族上漢語學校考入漢語類高等院校的）學生自創的語言體系。那時候，班上的女孩子還竭力逃避用方塊字炮製的情書的圍追堵截，寫家信也盡量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現在想來，如果她們生活在南方，也免不了陷入漢字的汪洋大海，若離了它，恐怕寸步難行。

在一個地區，一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的強弱，有時候避免不了地與使用這種語言人數的多寡掛鉤。在靠近哈薩克斯坦的西北邊陲城市塔城，哈薩克語成了我深入牧區的“通行證”。我發現哈薩克語幾乎成了這個地方除了漢語以外的第二種“通用語言”，連俄羅斯、塔吉克、塔塔爾、錫伯、蒙古、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少數民族都學會使用哈薩克語，不少漢族孩子都進了哈薩克語學校讀書。

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中，語言這個詞直譯為“舌頭”，懂不懂一種語言，就叫做“懂不懂這個民族的舌頭”。懂多種語言的人，叫做“擁有多根舌頭的人”。離開塔城後，我不得不蜷縮起我的另外兩根舌頭——我的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一起被擱置起來。廣東白話、河南話、上海話、寧波話，一路狂轟亂炸，我用普通話穿過了各地方言的洪流後，才發現離開新疆到了內地，我的另外兩根引以為豪的“舌頭”像兩隻小船原地擱淺，根本無法行駛到更廣闊的海面上。

初來江南，我的舌頭在姚江一樣寬闊悠長的餘姚方言水面上就像一條小泥鰍，根本翻不起什麼浪花。進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餘姚鄉村，我根本無法用普通話來解救困境中的自己。有半年的時間，與方言的對峙，使我完全陷入了失語、失聰的狀態。我成了一個舌頭被捆綁的人，捆住自己的舌頭，跟捆住自己的手腳一樣會使人停滯不前。方言阻斷了我的舌頭，也割斷了我向外部世界延伸的精神觸角，我變得又聾又啞。為了讓別人了解我，我從學簡單的方言開始，解救自己的舌頭。

多一種語言，一個人的交流範圍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擴大，這不是吃虧了，而是佔有了一種優勢。語言是一條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徑，可以帶你走出去，讓思想走得更遠。在漢語裡，這叫出路。出路對於一個人是何等的重要，幾乎是存亡攸關的大事情。

原文刊載於《ADIL在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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